前文书说了英国的央行来自于国王需要借钱。而国王之所以需要“借钱”,是因为收不到税,或者说“抢不到钱”。

而这种“丢人现眼”又源自1215年6月,贵族用宝剑“劝说”国王签署的“认怂证明”:《大宪章》。

就在这个大宪章签署之后的3个多月,一个险些开创东方贸易文明的人,出生在蒙古草原。他是成吉思汗的孙子,拖雷第四子:孛儿只斤·忽必烈。

世界顶级蒙元史、中亚游牧民族史学者杉山正明,在他的《忽必烈的挑战》通过历史数据得出一个历史可能性:蒙古人曾经一度最接近“贸易文明”。他们(蒙古人)几乎完成了从中央银行到“工业园”生产的一系列搭建。(虽然当时没有这些改回概念)

今天咱们看看这位大元世祖是怎么:搭建央行、生产基地、商业税改革、贸易机制,这一整套商业体系,及后世影响的。

蒙古人的“赏赐型央行”

熟悉蒙元史的朋友应该知道,忽必烈的大汗宝座来得不那么名正言顺。“传位”这事按规矩至少应该有个“先帝圣旨”(哪怕是“口旨”),忽必烈没有。

他大哥“蒙哥汗”在和南宋的战争中突然去世(据说是被神雕大侠杨过打死的)。在没经过“忽里勒台大会”(贵族会,可以理解为“议会”)批准的情况下“擅自宣布继位”。

连忽必烈自己都知道“得位不正”,那些叔伯子侄更不会拿他当老大,归顺是不可能归顺的。那么忽必烈就必须让他们至少不造反。

子曰:没有拿钱砸不服的亲戚。如果有,多砸几次。

每年元月,忽必烈就开始在都城开始封赏蒙古王公。好东西堆成山。丝绸、金银绸缎这不用说,关键还有银子。

当时忽必烈每年要赏赐出去的银子是10吨,两公斤一块,要赏出去5000块。见者有份,喊一声老大就拿走。

所以黄金家族的那些蒙古王公们非常有钱。可是有钱是一回事,做“钱生钱”是另一回事。会做生意的来了,谁啊?阿拉伯商人。阿拉伯商人就找这些蒙古王公借来这些资本,然后不断地往来于东西方之间做生意。

这种“赏赐”就相当于“央行发钞”。

生产基地

忽必烈继位之后,将国都迁至“金莲川”(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,北京以北200公里)。

这地方是忽必烈的“潜龙邸”,早在他还是藩王时,就已经在这里聚集大量各民族高人。那里既有正统儒学的汉人,也有吐蕃萨迦派(密宗花教)教主,更有阿拉伯商业领袖,以及天文学家。史称“金莲川幕府”。

迁都于此没毛病吧,后来明太宗永乐皇帝也这么干过。

更重要的是,忽必烈就把征服的很多国家的工匠都迁到了金莲川的附近,是在金莲川到元大都“汗八里”(今北京)之间的这条道路上一字排开,搞了“新区产业园”。

真是“新区产业园”,比如说有一个叫“荨麻林”的地方(今河北万全县洗马林)就安置了3000个纺织户。就按一户两个纺织工计算,今天有几个纺织厂这个6000职工的规模。可见这3000户生产布匹、丝绸、衣服,何等盛况空前。

除此之外,还有很多“周边产业园区”,除了生产衣服的,生产珠宝的,生产葡萄酒的。总而言之,什么东西好就生产什么,什么东西能让其他的蒙古王公流口水的,就生产什么。

这就是亚当·斯密(以及后世经济学家)说的:分工协作,集中生产,提高效率,降低成本。

制造业兴起之后,就要“拿出去卖”了。

贸易网络搭建

工厂里咔咔生产好东西,其他那些蒙古王公刚开始是扒着门缝看,这忽必烈搞什么呢?

那忽必烈也说,别在门口看呀,进来呀,看见什么好,拿呀,大汗嘛,赏赐给你们。不是觉得拿得不方便吗?没关系,不用自个儿来,派个使臣来就可以,只要叫一声大汗,随便拿。

路上是不是还不方便?你看,我们蒙古大军当年往西打的时候,留下过很多供应后勤的“兵站”,现在一律把它修复,给你们作为经商的、往回搬东西的“中转站”。

在这儿多说几句,蒙古语当中才有这个“站”字,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车站这个“站”,这是汉语和蒙古语结合的一个词。

蒙古人以前,汉语当中只用“驿”,你看马嵬驿、陈桥驿。今天日本还在用xx驿,来表示“站”。

那这些兵站现在就被利用起来,成为各位蒙古王公来取忽必烈大汗的那些珍珠、宝贝、绫罗绸缎的中转站了。

同时也成了往来于东西方之间,那些阿拉伯商人的贸易枢纽。

限于篇幅,像“税制改革”什么的咱们放在下一篇再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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